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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十一年五月，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说：“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图景，笔者认为，李鸿章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词是对其最好的概括。而蒋廷黻先生便是对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忠实纪录者，他的《中国近代史》也正是在讨论一个主题，那便是近代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究竟应该怎么走，对此他提出的主要方案是：近代化。
当时的中国史学界认为中国近代史尚未到著书立说的时候，这本被蒋廷黻称为“初步报告”的著作，篇幅虽小，学术含量却很高。中国近代历史虽仅百年，历时不长但内容极为复杂丰富，全书从鸦片战争写到抗日战争前夕，是他对中国近代史整体思考的集中体现。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这本书是最早提出中国的强国之道在于“近代化”。哪个国家率先“近代化”，哪个国家便占据了主动。书中说，英国领先全世界率先“近代化”，从而变成了第一强国。他还举出土耳其、日本、俄国、土耳的`例子，讨论“近代化”对于国家发展的突出意义。
书中多次提到“近代化”这词，由此可以认为，他是以这个独特视角来解读中国近代史乃至世界近代史的。他曾无数次的号召，中国人民走向“近代化”的路程。若说对其评价很高，笔者想这个观点一定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近代化”真的是理解中国历史的唯一途径吗？“近代化”的理论真的毫无缺陷吗？
这里笔者不单独论述“现代化”范式下中国近代史的编写态度，在这里，笔者以蒋廷黻“洋弟子”费正清的“冲击-反应”原理来讨论“近代化”理论的弊端。80年代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之争，即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争论。而“冲击-反应”理论正是现代化范式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现代化范式是什么？它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过程总结为传统农业国家到现代工业国家转型的过程。“冲击-反应”理论也正是如此。但问题在于：“冲击-反应”是社会进化论学说和国家有机体学说，将人类的生老病死用于国家与社会的发展之中，国家也因此生老病死的特征。那么，由此延展出来的从少年到青年到中年到老年的过程，是一个单线程不可逆的过程，那以此推断，这个国家走的是什么发展过程呢？显然是一个走向现代工业国家的过程，一个西方化的发展过程。用一个常见的词就是“西方中心主义”或者叫“欧洲中心论”，暗含的意思就是中国也应当并且必须按照欧洲的道路走。在这个体系下，显然列强是冲击，中国是反应。这里面包含两层意思，第一个，冲击的文明是一个不断发展进步的动态的文明，反应的文明是一个静止落后的静态的文明。第二个，这个静止落后的文明只有在发展进步的文明的触动下才会发生改变。第二点用赫德的话来说就是“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变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朋的巨人，有时候忽然跳起，呵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做一番伟大的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呵欠，又朦胧地睡着了”。这里可以看出冲击回应将传统和现代对立，将传统看作落后，将现代看作先进，又走上了西方路线唯一的道路。第二点是显而易见的西方中心主义，忽视了中国传统社会在中国近代史发展的主体作用。
社会的发展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发展或者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国两半社会的独特性质决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没有实现国家的独立和自由，谈不上社会转型的成功。“冲击-反应”理论简单的把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历程总结为转型的过程，是非常片面不合理的。而“近代化”也正是“西方中心论”思想下的产物，是单纯的“西洋化”，而非通俗意义上理解的“现代社会的特征，它是社会在工业推动下发生全面变革而形成的一种属性”。在今天我们重新学习和研究的时候，更应当注意这个理论对于本书的影响与我们现实思考时的角度问题。
但具有“西方中心论”观点的《中国近代史》是否就不具有可取性呢？答案当时是否定的，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一书的总论中明确指出，写作此书的目的就是“找出中国近代史的教训”，为抗战建国提供借鉴。而我们正应当把握其创作的时代背景，在内忧外患的社会条件限制下，他不得不寻找发展的捷径，而学习西方正是合理的选择，所以我们应当站在多重立场上考虑他对于“近代化”问题的解读与看法，不能只站在现在或当时的视角下给予片面的评定。
另外一个问题便是“内外”问题。蒋廷黻先生作为中国近代著名外交家，对于国际形势的把握切中肯綮，但令笔者觉得出乎意料的是，这本书的阐述角度却始终以“内”为主。1938年蒋廷黻用两个月时间写就了这本《中国近代史》，当时中国正处于日本侵略的危机之中，同时也是中国开始现代化改革的百年之机。“外交虽紧要，内政究竟是决定国家强弱的根本要素。”他的这本著作即是从外交内政的关系入手，重点论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为抵御外敌入侵而改革内政的各种方案，体现了他寻求救亡之道的使命感。正如他在全书的《总论》中说到此书的写作宗旨是：“现在我们研究我们的近代史，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但我们也可以体悟到贯穿始终的外交线索对于作者行文思路的影响。
最后笔者要讨论的问题便是书中对于人物新颖独特的评价问题，相对于其他学者的中国近代史著作，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最打动笔者的地方便是别出心裁的人物评价，以林则徐为例：
提及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一著名诗句可谓耳熟能详。他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便是：百战百胜、忠君爱国。历史对其的评价也多是褒奖。而在作者看来，林则徐“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因为他当时觉悟到中国较之与西洋的落后而不敢公开提倡。”晚清士大夫最忌惮清流指摘，林则徐在海疆一线，深知中国器物不如西方，必须改革，可是林则徐不敢说。因为在北京朝廷的清流们，对西方器物一无所知，如果林则徐提出改革，势必会说他扬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倘若失了名誉，当官就难了。
由此不得不联系到书中另外一个见解：中国社会的守旧势力太大，一个人提倡维新，有十个人反对。在晚清士大夫群体中，能够发现维新才能救国的远不足十分之一，而能够公然提倡维新并身体力行的，更是少之又少，毕竟提出者总要遭到社会舆论的激烈反对。郭嵩焘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在西欧时，努力研究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认为不仅仅是器物，就是西洋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也值得中国学习。他的这些超时代言论自然是引起全国士大夫的谩骂，说他是个汉奸，“有二心于英国”……故而旧时的中国官场造就了一大批如林则徐、李鸿章这样的政治两面人：一方面，公开场合上坚持维护政治正确，不敢说朝廷一个不字；另一方面，私下里洞悉中国不如西方，必须加紧变革。
所以，作者认为“林则徐实在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其实纵观中国历朝历代的官场，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颇有远见，但是他们都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则徐也只是其中一个例子罢了。也正因如此，在他笔下的林则徐由此形象鲜明同时极具代表性，这也反映出历史人物的多面性特点。
综合上述讨论，笔者认为，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便是一次追寻近代中国的复兴之路的拓荒，他的历史研究观对于后世学者的近代史研究有着奠基作用，对于近代史的阐释也符合当时对于近代中国复兴的求索，开拓了近代史研究的“荒原”，不仅如此，“墙里开花墙外香”，在近代中国历史的国内外研究领域都有着不可小觑的重要影响。
原创： 丛之力
历史是天子的游戏。普通人觉得历史无用，不过是受限于自身角度太低、视野太窄罢了。
李世民曾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曾经走过许多弯路，他们把这些经验教训辅以文字解释，以诫世人。
对于我，母亲曾在《全球通史》的扉页上为我题跋“知史明志”四个字，至今已六年有余，慈祥之声仍绕耳不绝。
现把我的所感所想一并写下，你我共勉。
费正清道：“执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牛耳”，这句话，就是对蒋廷黻先生所着的《中国近代史》的评价；蒋廷黻先生所着的《中国近代史》堪称是研究中国近代史中的一步“皇皇巨着”，也许书中的内容并不如其他书一般详细，可以称为简明，但是其书中透出的观点却在今天看来都十分先进。
蒋廷黻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着名的历史学家与外交家，1923年带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担任南开大学史学教授，与梁启超称为南开大学的史学奠基人；1935年受蒋介石赏识担任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处长，被誉为国民党“最知外交者”；1965年溘然长逝，享年70岁。
回到蒋廷黻这本“皇皇着作”，我们可以首先发觉本书围绕的中心是“近代化进步救国”，这也是他自身思想中心的映射；从书中，蒋廷黻先生虽为明说，但是字字句句中都透露出了“近代化”的必要性，而书中表达的“近代化”却不仅仅是科学技术上的近代化，然而还有教育的近代化、治学手段与工具的近代化，从书中的历史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只有通过这样催化近代化历程，中国才会有更加光明的未来。
《中国近代史》以中英订立“邦交”为开端，从鸦片战争到国家自我复兴的尝试；蒋廷黻对那个屈辱岁月的思考也同时带动起来史学家们对于中国前途与出路的集体思考，并且也影响了相当一代中国人对于“西方现代化”的思考与尝试；并且，书中蒋廷黻先生对于中国近代的人物的介绍与评价也同时刷新了我对他们的认识。
一.“**上国，无奇不有”
书中的开篇，蒋廷黻先生就讲述了关于中英两国订立“建交”的历史事件。从这些历史事件中，从英国皇室派马嘎尔尼勋爵率使团前往中国企图与中国建立国际关系，一直到最后英国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强制打开中国闭塞多年的大门；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受到明朝与前清的影响所**在心的“**上国”的顽固思想导致了对自己的高估与对西方各国的蔑视，并且也同时限制了中国在近代开端的工业发展。
以书中1973年，英国皇室马嘎尔尼勋爵率使团前往中国希望订立邦交的事件为例。当马嘎尔尼勋爵带着贡礼见到在西方素有“模范的开明君主”乾隆皇帝并表明了自己到来的目的后，乾隆皇帝却因自己对于国家“**上国”的自大顽固，拒绝了英帝国送出的贡礼，并责令其出京回国。这是中英外交关系的首次失败。
从这次建交我们可以看出：，最后才会有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与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
二.从大英帝国到列强瓜分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间的这近二十年时间来，恰恰是以大英帝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蓬勃发展的时期；由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欧洲国家的国家生产力、工业实力受到其催化也慢慢发展了起来，最终导致了英国等国的经济指数的快速增长；这也激起了欧洲国家开拓国外市场的愿望，而疆域辽阔、历史悠久的古代中国就是他们的目标之一。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并没有吸取教训，而与大英帝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也只是像蚊子叮一样使大清王朝无动于衷。中国的闭塞腐败面对英国的空前强盛，就像是待宰的羔羊般任人宰割；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欧洲其他国家也意识到中国市场和**的巨大潜力，纷纷想到进攻中国。
然而这一时期的大清王朝仍然深陷“**上国”的固执中无法自拔，没有意识到在中国之外的国家都陷入在工业革命进步的水深火热中。
蒋廷黻主张以所学为国家所用，是中国近代史上“书生从政”的代表人物。在学术上，他是当时公认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专家和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他另辟蹊径，从外交的角度讲述中国近代史，从外交的角度分析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列强压迫的原因。《中国近代史》折射出蒋廷黻那一代受过西方高等教育和“西潮”影响的学者在思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社会进步时的普遍心态，是对中国近代遭受侵略的一种深刻反思。虽然他的历史观不可避免受到他的政治倾向影响，其观点在今天看来也并非完全正确，但其思考的精神，其学术价值和学术影响，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1914年，蒋廷黻中学毕业后，进入了俄亥俄州欧伯林学院读大学。在大学里，蒋廷黻主修历史学，兼修其他多门自然科学课程。他这样选择的原因是，他对当时中国国内的军阀纷争和混战所引起的各种问题产生了探究欲望，想通过学习历史，获得“将来在中国从事政治工作”的知识和经验。同时，由于历史系的课程枯燥单调，他在课外阅读了许多德国史和意大利史，了解了俾斯麦、加富尔、马志尼、加里波第等德国、意大利政治家是如何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而努力的。接受了严格的科学方法训练。俄亥俄州欧伯林学院自然学科的教授们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教科书，而要求他们学会观察事实；研究报告一定要做到观察仔细和结论客观。这种训练使蒋廷黻终身受用，使得后来他从事历史研究时能坚持从史料中得出结论，凭史料说话；从事政治工作后也极重视实际观察，对很多事有较为清晰的见解。1919年夏季，蒋廷黻从巴黎重返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再次进入大学进修后，他想做个能左右中国政坛的新闻界大亨，就进了新闻学院。他不久便觉得要左右政坛必须懂得政治，便进政治研究所改修政治学。后来，他认为政治学科所讲的政治只是理论而非实际的，“欲想获得真正的政治知识只有从历史方面下手”，又转为专攻历史，主修历史学，导师是著名政治社会史教授卡尔顿・海斯。转了一圈，蒋廷黻又学习历史了。历史的功能在于了解过去、服务现在、推测未来，因此历史著作应注意历史教育的普及，力求写得既内容丰富、又明白晓畅，以达到历史所产生的最大效应。《中国近代史》就是以进化史观为指导，以“经世致用”为主旨
中国摆脱封建社会的出路
——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有感
中国长期处于封建引会，在封建阶级的统治下生存、发展了几千年，经过隋唐经济鼎盛时期，以及各朝代的零星的光芒，我们陈旧的生产工具，与世隔绝的信息流通，使我们被世界先进抛弃却不自知。当葡萄牙和西班牙进行海上掠夺的时候，中国刚进入清朝；当荷兰崛起发展贸易的时候，中国当时的皇上坐在龙椅上等待接见蛮夷人使；在英国进行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的生产工具是原始的，农业和手工业混合的自然经济，一点工业的影子都不能见到。自信的中国仍然认为自己是最强大的国家。直到1840年至1842年鸦片战争打开国门，外国侵略者进行了经济侵略，也带来了文化和宗教侵略。
这时，才有一批知识分子觉悟到我们发展落后的情况。如何发愤图强救中国呢？这一时期也是封建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转变的转折点。
观看过大国崛起的视频。我真的觉得欧洲大陆正在探索世界，建立殖民地，发展贸易。同时，中国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制度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列强的兴衰加速了世界的发展，而当时的中国确实很落后。
近日粗粗阅读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此书系统地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总结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卖国贼的英勇斗争，着力地颂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基本结构就是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这三次中国近代史上革命高潮为中心来展开历史画卷的。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同外国侵略者、国内汉奸英勇战斗，中华民族的爱国精神开始在中国得到弘扬和赞扬。
农民站起来了，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农民斗争打了国内外的敌人，建立了太平天国。宗教迷信虽然是他们的一大弱点，但在当时却起到了动员和组织群众的作用。他们坚决不承认不平等条约，坚持禁烟，与清政府的外在奴性形成鲜明对比。
对义和团运动，作者并未因其沾染上了封建主义落后性和排外主义的毒素而大张挞伐，而是紧密结合当时的内外形势，满怀激情地描述了义和团抗击侵略者的壮烈斗争，充分肯定了义和团运动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作用，是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先驱。义和团运动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不仅是反对封建势力的强大力量，而且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力量。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它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致命的打击，推翻了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朝，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辛亥革命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
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但是辛亥革命还是失败了，它是以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只是剥削制度的更替。虽然辛亥革命失败了，但“预示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将要进入新的阶段，在更高的水平上继续展开”。
作者在热情赞扬中国人民爱国斗争的同时，也鞭挞了被困在中华民族水火之中的丑恶人民。当我们读到鸦片战争的惨痛结局、太平天国的壮烈失败、八国联军的滔天罪行和外国人“代表中国”出使外国的滑稽剧等史实时，激起了对侵略者和卖国贼的强烈的义愤。作者的笔墨不多，笔锋上尖锐的爱与恨，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力和深刻的教诲。
三次革命高潮惨败，中国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中挣扎。中国的出路何在？怎样才能救中国？
1919年5月4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五四学生运动得到工人阶级的大力支持。学生罢工、商人罢工、工人罢工和革命胜利了
利。红四运动后，中国近代史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无产阶级代替资产阶级成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领袖。
从那以后中国真正开始走上改革发展的道路。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革命才能成功，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中国才能得救！这使我进一步认识到，真正的爱国者应该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拥护者和党的领导。
现在我们已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党的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使我们在世界信息交流的大环境中发展经济，开始增长。而这段历史对我们走出封建主义只有重大的意义。历史证明，脱离封建社会的出路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发动群众，进行武装革命。
胡绳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8-3-1
信管一班
之前一直想要了解下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但是总是因为没有时间而无暇看书，后来历史课的作业，让我有了一个契机来搜寻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图书，我在图书馆找到了这么一本吸引我的书——《直击辛亥革命》。
这本书主要是伦敦《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莫理循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报道。因为莫理循是外国人，且他把一生主要精力放在中国，关心中国的政治和社会，他几乎走遍中国，所以他对中国的历史具有客观、真实的认识与见解，从他的报道中我可以全方位地审视辛亥革命这段历史。他关于百年前中国巨变的通讯报道是研究辛亥革命史和中国近代史较有价值的历史资料，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百年前中国的革命，所以我选择了这本书。
全书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莫理循与辛亥革命的研究型**，以期使读者更加清楚地理解莫理循的报道和当时的活动。第二部分，选取了莫理循在《泰晤士报》刊发的有关辛亥革命的报道。
第三部分，选取了与辛亥革命有关的一些书信。第四部分，是“莫理循小传”，让读者能全面地理解莫理循与近代中国的关系。
我只把重点放在书的前三部分，最后一部分只是粗略地看一看。因为我想从很多方面了解辛亥革命。我只知道莫理森和辛亥革命的关系。众所周知，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它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政治和思想解放。民主共和的思想在革命中深入人心。反帝反封建斗争都是以辛亥革命为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的。
尽管民主共和并没有在辛亥革命后得到广泛的、真正的实施，辛亥革命仍然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据着不可磨灭的重要地位。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莫理循在《泰晤士报》上的报道选择，从1909年1月当时的中国及其内部事务开始至1912年7月的中国新总理诞生，直击了辛亥革命前后整个过程。在辛亥革命前，莫理循撰写了中国内部事务、张之洞之死、袁凯的地位、开发蒙古、各省议会、中国的鼠疫、铁路政策等等报道，通过这一切的真实报道，我认识到了中国那时候的形势正慢慢趋向爆发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导火索是四川省道路保护运动的爆发和升级。三位烈士牺牲了，武汉革命党的情绪也随之高涨。
清**混乱捉拿革命党人更是令人人心惶惶。立刻，武昌爆发大起义，根据莫理循的报道“骚乱的一个特点是金融混乱，接下来省库被毁是不可避免的。人口稠密的武汉三镇——武昌、汉口和汉阳形成了华中的大都会，其主要货币是湖北军**发行的货币，已发行了不知有几百万”表明事态已经严重了。
随后，汉阳和汉口分别于10月11日和10月12日被抓获。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清军与革命军相持，在汉口展开了10余天的“汉口争夺战”。
袁世凯出山、南北议和与中华**临时**成立，武昌起义胜利后的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并宣布独立。1912年2月12日，清朝颁布了退位诏书。至此，帝制历史告终结。
1911年的辛亥革命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几千年前所未有的变局:与历次农民起义完全不同的是，它不改朝换代，起义者不仅要推翻满族统治者建立的清王朝，完成民族革命；他还要求皇帝退位，建立共和**，完成政治革命。
初中高中的历史课以来，我学习到了不少关于辛亥革命以及那段时光的历史政治，但是从小到大，我所了解的仅仅是从国人教科书般的角度看待这段历史。这一本一个外国记者常年驻华的报道著作而成的《直击辛亥革命》给了我一个机会，从一个不一样的角度、从一个不局限于“自己看自己”的角度来看待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带来的巨大变化震惊了世界，欧美报纸的记者都致力于辛亥革命的报道，其中莫理森最为突出。
他作为一名外国记者，不仅实时报道了中国的革命，而且以亲历者和参与者的身份成为辛亥革命时期的重要人物袁世凯所依赖的外国人之一。
莫理森的革命报道及其与袁世凯的交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甚至影响了革命的发展。之所以莫理循相比于其他记者能在事情发生的第一时间获得最准确的报道，是因为袁世凯、蔡廷干等人也将他作为一颗棋子。从莫理循的角度来看，他与蔡延干等人的交往，使得他得到了许多独家新闻，进一步为《泰晤士报》、也为自己赢得了名声。
但从袁世凯的角度来说，莫理循是袁世凯宣传自己、寻找更多支持的重要棋子，再加上莫理循对袁世凯的大力支持，他可以影响美、日外交官在辛亥革命中的站位。因此，莫理森似乎收到了这么多信息。事实上，他也被袁世凯和蔡廷根利用。
莫理循在南北议和中支持袁世凯已是不争的事实，涉及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与列强和在华外国人的关系时，他是个绕不开的人物。他在南北和谈时期的作用和对袁世凯的支持程度确实值得一提。从总体上说，辛亥革命爆发后，各国采取的态度是观望，随后则是根据自己的在华利益采取不同程度和方式的干涉。
作为一个在华英国人，莫理循首先表现了对辛亥革命的欢迎态度，他迅速向世界报道了中国的事态，这说明中国本身有能力建立自己的新国家。他通过支持袁世凯的一系列报道和活动来证明他的这一信念，由于他的认识不同，他的报道呈现出阶段性的差异，最终由于他对袁世凯的支持，导致他失去了自己所尊崇的公正的记者立场，片面地以袁世凯为中心加以报道，向全世界声明袁世凯是中国唯一的希望，增强了帝国主义列强支持袁世凯的依据。
尽管有帝国主义、日本**坚定地站在清**这一边，但是全国人民对满清王朝彻底失望，人们在斗争的失败中看到了革命是唯一的出路，再加上革命有着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正确的指导思想并且革命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革命党人坚持不懈努力，民主革命思想广泛传播。最后，清朝皇帝退位，袁世凯上台，当选中国领导人。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
结束了清王朝，废除了君主**制度，冲破了封建思想的牢笼，解放了人民的思想，在人民心中扎下了民主思想的根，除旧布新、经济发展，这一切都是辛亥革命的功绩；从另一方面看，它也失败在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它预期的目标，资产阶级把革命目标只限于反对清朝皇帝，没有真正实施民主共和。我想，或许在当时，辛亥革命的领导者能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并且连外交，把像莫理循这样的记者稳定在朝向群众的位置上，以至把他支持人民群众的思想传播出去，或许这场革命还能获得更多的佳绩。
不管怎么说，但它确实在中外都有较高的评价，辛亥革命推翻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大大促进了中国历史发展，不仅如此，更多细节还值得我们去**。以历史为镜，我们可以知道兴衰。我要学习辛亥革命和历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观《回望梁启超》有感
“他是跨时代的士大夫，他是新时代的启蒙者。”这是这部电影的开场白，从这句短短的话语中，我想我们已经可以知道梁启超对中国发展的影响了吧。“跨时代”、“启蒙者”，我觉得这两个词汇是对他最好的诠释了，对于但凡知道一点中国近代史的人来说，都应该懂这两个词语背后所代表的意思了。
梁启超从戊戌变法运动走上政治舞台。戊戌维新和戊戌维新两次事件后，梁启超开始在清朝政治舞台上露头，很快就获得了光绪皇帝的承认。对于他得到光绪帝的赏识这件事情，还有个不得不说的环节，其中，有一个人在这件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催化作用，那个人就是康有为，戊戌六君子中重要的一员，可以说经过这件事情，康有为和梁启超已经密不可分了。
1898年戊戌维新运动后，中国迈出了从中世纪国家走向现代国家的第一步。当时，清帝国的统治岌岌可危，中国人民和共产党饱受外国势力的欺凌。然而民智未开，皇权根深蒂固，虽然当时洋务运动已经进行了五十多年，但是大多数普通民众对于变法，对于改革的认识仍旧很不清晰，可以说是根本不知道变法和改革的积极意义和重要作用。
在这样的背景下，康有为和梁启超二人已经认识到只学***的先进技术并不能使中国强大起来，所以他们提出了变法的主张。虽然他们之前并没有能够意识到政治斗争的残酷和激烈，而且提出的变法主张并不成功，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们确实开了历史之先河，以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勇气与智慧努力将中国变得越来越好，迈开了中国变法图强、改革创新的第一步，更是重要的一步。
对于这场变法失败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我认为最致命也是最重关键的因素就是统治阶级本身的利益受到了威胁，让他们从根本上不愿意变法，而且还想方设法阻止变法。影片中有这样一句话：“变法是为了救中国，而不是为了救大清”。
这句话深刻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丑恶嘴脸，因为他们并不代表全民族的利益，他们只代表他们所处阶级自身的利益，所以为了他们自己所处阶级自身的利益，他们可以毫不犹豫的出卖全民族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也许会有许多背叛自己阶级的个人，但是从无背叛自己阶级的阶级。
梁启超首先是一个文人，做学问者，然后才是一个搞政治的。然而他所处的时代，那风波诡谲的政治风暴并不能让梁启超安安静静的做学问。这既是时代的悲哀，也是学者们必须面对的挑战。
梁启超他们的举动是固执的，同时也是庄严的，甚至更是悲壮的。他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虽然他们毫不意外地失败了。但在我看来，他们的人格并不比胜利者弱一半，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后人学习。
“无负今日”是梁启超的赠言，同时也是影片最后告诉我们的决心。
在其位，谋其政（作文5000网 zW5000.coM）
——读《北洋大时代》有感
从小到大，在学校所学***识中对于北洋时代的描述都是“军阀割据”、“军阀混战”这样的词语，可是北洋大时代究竟发生了什么？难道两个词语就可以涵盖一切吗？读完这本书，我真的开始关注大师们和他们身后埋在历史尘埃里的细节。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这样说或许不是很恰当，可是那个时代的大师都不只看眼前。就像末代状元公张謇：
“考得状元官拜宰相”代表着封建士大夫的最高理想，在他没有被统治者贬斥，相反倒十分推崇的时候，却选择毅然下海，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远见卓识，他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有着深深的热爱。他选择了“实业救国”，他风风火火地兴办产业，在事业如火如荼地进行时，他又想到了孩子；想到了教育，于是他开始兴办学校。
从政治、商业，到办学，一步一步，他脚踏实地，处处尽力而为。这样的大师，看得高，所以才走得远。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还记得《纪念刘和珍君》一文的杨荫榆吗？“三一八”事件后被妖魔化了的她只能逃回苏州老家，可就是在苏州，被批评的一无是处的她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学生不被日本兵**，多次到日本司令部进行谴责。
正因为如此，她遭受了来自日本的许多威胁，甚至死于日军的枪口下。就是这样一位民族勇士，被黑了上百年。没错，她是不应该开除学生自治会成员。
但是在她的职位上，这就是她的本职工作。为了缓和与日本的关系，她只能这样做。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次旅行是错误的，因为她或多或少地降低了学生的民主热情。
可她在苏州为保护那些女学生的而被枪杀了的事情，又有哪些人记得呢？很少有人记得，甚至很少有人记得她。就算记得，也只记得她是鲁迅先生笔下的坏人之一而已，她兴办女学、保护女学生的事情，却很少有人知道。
不管是学校校长还是私立学校的女老师，她都把工作做好了。可是我们就因为她做错的一件事情，来全盘否定她的人生，真的好吗？
殊途终难同归。北洋大学时代，几乎每个人都鞠躬尽瘁，为自己理想的国家而奋斗。但每个人的方式和方法都大不相同。有人想建立君主立宪制，有人想建立民主共和国，然后就产生了共产党。
即使只是一个民主共和国，陈炯明和孙中山也有不同的想法，更别说这么多了。就像今天美国的两党制一样，即使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他们处理矛盾的方式也大不相同。像一根外表看起来很正常的萝卜，可是它里面盘根错节，甚至空心了，那它还会好吃吗？
因此我认为，北洋大时代之所以未能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权，本质上是因为大家的思想不同。每个人都建自己的小房子，但他们毕竟不能建高楼。“在其位，谋其政。
”更应该在时代发展的角度上使用。
“影视剧就是用来娱乐的。”这是当今时代大多数人的共识，可这绝不是正确的看法。作为一种受众广泛的传播媒介，它有自己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当今时代“**风”盛行，影视剧也大行其道。可是随着书本越看越多，越发发现这些所谓历史剧中与历史相悖的内容实在太多。如果你真的不了解这段历史，很容易把影视剧的内容当成真的。
作为影视剧，对历史内容进行艺术加工本无可厚非，可过于篡改历史，未免太不把自己的责任当回事。当今时代，“**风”十分盛行，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剧”产生了。作为影视剧的制片人，要坚守岗位，合理制作新剧。为了满足市场需求，绝不能任意篡改历史，误导群众。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只有真正做实事的人才能被世人铭记。
“在其位，谋其政。”是应该被任何时候铭记的信条。
中国女子学院2015-2016学年第二学期
《中国近代史纲要》**作业
课程名称中国近代史纲要
姓名丁甲第
学号***
院系文化传播学院
班级文化产业管理
醇亲王:道光帝第七子，咸丰帝义母弟，慈禧妹妹的丈夫，光绪帝的父亲，末代皇帝溥仪的祖父。为讨好慈禧，挪用军费修葺颐和园。
李鸿章：晚清重臣，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
荣禄：清末大臣，晚清政治家，深受慈禧赏识。
苗先生：汉族，清代女画家，慈禧太后的女官员，代表慈禧作画。光绪年间，他们进宫服侍。
隆裕皇后：叶海娜拉·静芬，慈禧弟弟的女儿，光绪不同梦想的妻子，深受慈禧的爱戴。
珍妃：光绪的爱妃，百日维新后被囚禁于北三所的寿药房。
慈禧早年的经济条件很差。她不得不照顾她的弟弟妹妹和帮助她的家人。然而她发育健壮，深知女子疾苦，有丰富的阅历，这为后来进宫以及亲政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宫后她从一名普通的妃子变成皇帝的宠妃，皇帝死后她成为了西太后，与东太后并驾齐驱，垂帘听政，掌握了跨时代的皇权。
她一生经历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思朝。在此期间，她两次决定王室，两次发动政变，三次听取政府意见。可以说，对权力的控制是至高无上的。何德兰太太初见慈禧太后，描述这位女性道：
“慈禧太后身板挺直，面目秀丽，个子高，有着一双锐利的鹰眼，仿佛能洞察每个人的内心世界，高贵而傲慢，拥有绝对的权威和威严。”后有外国贵妇人来访，无不对慈禧太后的威严所折服，忍不住行中国的屈膝之礼。我想，唯有这样一位女性，才能挽持住清朝那些年吧。
当年，年纪轻轻的她以自己敏锐的政治觉悟、机智过人的胆识，突破重重障碍，成功与小叔子联手打败了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核心集团，一举扫清了同治登基前的所有障碍。她似乎能预见未来。她原计划把妹妹嫁给春王子，然后生下光绪。也就是继同治之后的新一任皇帝。
从这些方面来看，她是成功的。但是她也是失败的，她的失败在于对权力她似乎有着病态的渴求，她的大半生都在追逐权力并且尽情享受得到权力的快感。她嫁给了一个软弱的丈夫，这给了她一个练习的机会。
同样同治的优柔不得不让她独揽大权。光绪的即位，更是没有让她放任过权力。皇权的争夺，永远是一个封闭宫廷里不会休止的隐形的战争。
女人使这场战争更加神秘，更加隐晦，更加残酷。
全世界都骂慈禧是汉奸，说是她的存在使中国社会成为一个更加危险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日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就是在她手上签订的。诚然，她对这些确实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她面对险象环生的时局，不顾当时世界工业革命的潮流，视而不见，反应迟钝，使中国陷于亡国的危难之中。可是，有谁又知道她心里的痛苦呢？在她统治的47年里，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关键的时期。她也是一个女人，她的观点是有限的。
为什么一个女人还要为政治忧心？我要说因为在那个时代没有一个有用的男人。但凡有用之帝，怎么可能被一个女流之辈所牵引，所控制，所征服？
没有这样一个为国出力的人，慈禧太后维护清朝最后尊严的努力值得肯定吗？其实，她可以像太后一样享受后宫生活，远离国事。她可以追求自己的艺术，把时间花在她最喜欢的写作和绘画上。可是这个时代，要求她坚强，要求她担负起卖国叛贼的骂名。
我认为无论是谁，进入那个王朝都不好。无论是谁，都要有万古罪人的名。慈禧，她做到了。
在这本书中，有很多关于慈禧的章节。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慈禧太后作为艺名艺术家。她喜欢读书写字画画，请汉人缪先生进宫指导，为她画画。苗先生经常称赞太后的画，说如果她能专心画，她就会成为大家。
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慈禧怎么有时间去追求他最喜欢的艺术呢？人所得到的，必是由他所失去的东西作为代价的。政治，艺术，二者不可兼得。
权力，安逸，二者不可兼得。垂帘听政，母仪天下，二者不可兼得。强势，柔情，二者不可兼得。
就像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帝王李煜一样，作为一个诗人，他是优秀的。作为君主，他可能不合适。所以，在我们追求的路上，该舍弃的总归是要舍得的。我们放弃的，也许能帮我们成就另一些东西。
谈到光绪，他确实是一位值得一提的皇帝。他是咸丰弟弟醇太子和慈禧妹妹的儿子。他与王位没有关系，但被慈禧太后选为同治的接班人，偶然成为清朝第11位皇帝。说是意外，其实也不然。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位不幸的皇帝从出生起就被他的未来命运所决定。其父母的婚事由慈禧一手操控，他即位亦是慈禧的安排，连他的婚姻也不能自己做主，最后还被囚禁于瀛台。他的人生，从还没开始就已经注定是一场悲剧。
三岁时，他被慈禧抬进皇宫，成为她剥夺皇权的载体，使她参政更名副其实。进入皇宫的光绪在孤独中长大，没有母亲的关爱，没有细心的照料，没有心灵的交流，没有童年的快乐。结果，他情绪低落，身体虚弱，无法抵御疾病的侵袭，留下了难以治愈的病根。但是光绪帝执政时期还是想有所作为的。
一是甲午战争，二是戊戌变法。光绪帝在甲午战争中站在爱国家爱民族的立场上一力主战，他反对妥协痛斥顽固派割地求和的可耻行径。虽然战争的最终结果是签订了《马关条约》，这是对中国的羞辱，加深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半殖民地水平，他在战争和签订条约的过程中，始终以明确的态度，为维护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作出最大努力。
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他痛定思痛，卧薪尝胆，主张向西方学习，实行戊戌变法。这一变法，遭到了以慈禧为首的保守派的打压，最后以失败告终。
光绪帝作为衰世皇帝，既有励精图治、救亡图存的进取精神，又有对慈禧太后的独断专横历来顺受的软弱性格。这是他从小就被束缚、被压抑的结果，加上当时的情势，他不敢也不能与太后决裂。
一代帝王，短暂的执政统治，在这个宫廷里，对于皇权，终究夺不过老谋深算的慈禧。他的意气风发，为当时的中国注入了一道新鲜的血液，虽然这股血流是短暂的，却也还是让人们看到了希望，虽败犹荣。年轻有年轻的力量，年轻也有年轻的局限。
他对于当时的国情也还是缺乏了解的，加上软弱的性格，终于没能拯救晚清。慈禧太后，强势的女王独揽政治大权，忧国忧民，深谋远虑，忍辱负重，作为政治家的她，稍显成熟。可是，她看不到西方列强为发展社会所做的一系列改革，仍旧按照自己的一套统治中国，权力至高无上，却没能好好把握，是有所作为。
她拖延了清王朝的统治，却还是没能保住这个朝代。假使，光绪与慈禧统一战线，联合起来，当时的中国，是否能有所改观？
然而，历史不能重写。历史只能告诉我们，如何把握今天，怎样面对明天。
以史为鉴，走自强之路——读《重说中国近代史》有感
.上近代史纲要课的时候，虽然不是每分钟都听得细致入微，其实你还是或多或少会受到勇老师讲课的影响，只要涉及喜欢的历史，讲到感兴趣的地方也会回去上网弄个详尽。作为一个文科学生，我总是喜欢历史。
在课堂上结合老师上课的内容，东拼西凑地了解了一些或野或正的史料，发现原来“新政”也不是一无是处，袁世凯也不是那么十恶不赦，五四运动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最近正在读人民大学张鸣教授的《重说中国近代史》，在这二十三万余字间，原先的模糊不堪的近代史框架，就如由200万像素提升到500万像素，虽未尽极致，但已是有长足的跃进。让我对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此书书名中的前两个字：重说，为什么说要重说，因为作者说史的着眼点与叙史方法和我们以为读过的教条正史稍有不同。
比如书中讲到鸦片战争时，英国的战船开进港口时，有中国的老百姓提着茶叶蛋的篮子上去卖;洪秀全故意丑化孔子，引起士人极大愤怒；义和团运动不仅杀害了许多外国人，而且杀害了更多的中国人；袁世凯时一个非常有威望的人，辛亥革命时，很多人都认为袁世凯当**合适，而不是孙中山……作者着于事实，述说严谨，讲了许多寻常不得见的细节与故事，不仅不会让你觉得有胡说、猜测之嫌，反而让人从细微中更深刻认识了中国近代史。
读《重》让我对愚昧无知、闭关锁国的危害深感切肤之痛，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有一条涉及领事裁判权，我们一直以为是帝国主义依靠强大的武力强加给清**的结果，可事实并非如此，书中披露这一条款是清**主动送给英国的，这让我感动意外，原因是这样的，那时外国人在中国犯罪由谁审理，怎么审理等一系列问题，清**不胜其扰，就想着把这麻烦给英国人处理得了，我翻阅网上的资料时发现，《南京条约》地7款，以口头协议决定中英民间“诉讼之事”，划定为“英商归英国自理”，我想，英国人本来没想到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当时英国只是口头协议答应，后来想既然你送了，我就拿着吧。这样做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司法主权，可当时清**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也不知司法主权为何物，还自以为是少了麻烦，能杜绝后患。一个大国的领事管辖权很容易交给别人，这真是愚蠢。
中国近代史也反映了当时中国人的无知和傲慢，特别是盲目的傲慢，真是致命的。大清臣民对西方人的认识总是：你们的人是蛮夷，你们的物是淫器。
现在想想觉得好笑又无奈，明明仗都打不过别人，可还是瞧不起人家。我想这些心理的形成与汉文化长期处于领先地位有关，主要是东方，大家能感受到的世界里汉人的文化一直是最发达的，很多少数民族还要改革汉化，全面学习汉文化，长期以往就形成了汉人是老大的心理优越感，所以西方文化刚过来时，大家根本就瞧不起。任何时候，都要加强学习，多了解外面的事界，少犯错误。
读《重》让我对国强民富的内涵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南京条约》签订后，大清国上下都认为这是奇耻大辱，但并不是大家以为的割地、赔款、和给予领事裁判权，而让大清子民无地自容，感到奇耻大辱的是对外国开放通商口岸，准许外国人设置领事馆和外国人携带女眷居住，在外交活动中采用“平行”的交往礼节，这些条文刺激了大清子民心中“**上国”的权威与尊严。正所谓弱国无外交。
国不强，民不富，单守着“**上国”的毫无益处的。
“**上国”的心理，只能说明当时国人的胸襟不够大，不能接受外面的事物，这是非常要命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人，只有抛弃自大与自满的心理，虚心接受他人，接受新鲜事物，勇于向他国、他族、他人学习，去恶留善，去弊存利，这样国家、民族、个人才能有真正的进步。
读《重》让我更坚定了对日本的一些看法。日本与中国的渊源很深，早在明朝万历时就与中国在朝鲜有过激战，起因是日本想要侵占整个东亚。书中提到19世纪时，有日本大臣上奏天皇，占领中国东北，然后全国移民过去，虽说此事已不知真假，但我相信日本一直有这个想法，日本是一个资源极度匮乏且很不安全的国家，日本人的民族危机意识比较重，日本拍过一部电影《日本沉没》，也能说明他有危机意识，所以日本人想移民也很正常，问题是已经没有地方给他移民了，那就只有去占别人的地了，所以日本经常打中国的主意，就以占中国的土地为主。
我认为日本永远都不是一个安分的国家，只要他还在那个岛上，我很赞同李鸿章的话：“英美惧不足畏，华夏永远之大敌小日本也！”
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三皇五帝到于今，中国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然而中国近代史却是中国最耻辱、最落后、最封闭的时期，国家羸弱不堪，人民贫不聊生，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近代史也是一部被压迫、反抗和探索进步道路的艰苦历史。在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与西方文明的进入之下，中国人也一直不断的寻求自强之路，洋务运动、派遣留学生、戊戌变法、新政、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无一不是如此，在经历国民革命的资本主义萌芽后，最终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华民族真正的走向了独立富强之路。
依然是那句老话“落后就要挨打”，毋庸置疑，我们只有不断地以史为鉴，不断地奋发图强，才能保持民族的独立与自主，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每每翻开近代史，我的心情都会特别的沉重。这也是我为什么爱着近代史，同时又不敢去翻开它。但历史就是历史，只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我们才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如不是，当我们成为历史时，后人是不是也会怀着这种沉重的心情来看我们呢？在那段如鲜血般令每个中华儿女都刻骨铭心的历史里，每发生一件事，都关乎着我们这个民族的生死存亡。
1840年，英国用当时的红衣大炮打开了我们的国门。我不知红发碧眼的英国人踏上我们这一片炽热的土地时是怎样的心情，也不知当时的大清子民又是怎么看待这些外来者，也许他们也会像紫禁城里的贵族一样，认为这些蛮夷不足为惧，反正我们的天朝地大物博。在侵略者的枪炮下，那徒有外壳的清政府，一步步地瓦解。帝国倒塌的痛苦和屈辱终于慢慢的唤醒了消沉的民族。
开眼看世界的魏源，鞠躬尽瘁的林则徐，英勇就义的义和团，血洒菜市场的六君子……一批批的战士，在国难时，为这个已经千疮万孔的民族做他们最后的努力。每一次看到战争爆发，每一次看到我们的民族英雄牺牲，我都无法压抑住自己的情绪。心不停的抽搐，只愿那段屈辱史快点过去。没错，时代要变更，但这太残忍了。可是历史就是历史，我们可以怨恨，愤怒，但却不可以改变。
1911年，特别的一年。八国联军侵华给了孱弱的帝国沉重的一击。但它同时也将人民长久以来积攒下来的力量给激发出来了。虽然孙中山和革命军们把那庞大悠久的政治机器给推到，给了我们短暂的希望，但是这个希望就像泡沫一样，随着袁世凯把革命的果实窃取，很快又破灭了。但是在1911这特殊的一年里，这个瞬间即灭的希望给当时的人们孕育了更大的希望。
1921年，一个伟大的组织产生了。谁也预想不到，当时只有13个人小组织最后真的成了燎原之势，点燃了整个华夏大地。当近代史被翻阅到这里的时候，我总不禁露出少少的欣慰，这个久经战火的国家，它真正的领导者终于出现了。即使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仍有人在牺牲，但最终我们这个饱受欺辱的国家还是站起来了。这个晒满鲜血的近代史，还是过去了。
有的人埋头苦干，无私奉献着;有的人轰轰烈烈，干惊天大事;有的人只身来到他乡，付出着、奋斗着;有的人，为爱，守候着、等待着……
而约翰拉贝，就是这样的人。
影片《拉贝日记》讲述的是南京大屠杀。画面很有真实性，真实得让人感觉在看纪录片一样。而影片中的一些情节也很感人，不禁让人潸然泪下。
约翰拉贝，是一个德国人，是德国纳粹党。27年前，携妻子朵拉来到南京，并生活至今。他是西门子公司中国南京分厂的总经理，他以他的正直、勤劳、热忱在中国这片热土上奋斗着、奉献着，他心里想的，脑袋里装的，都是南京的子民们。
然而，好景不长，日本的轰炸机马上驶向了南京。在日本的轰炸机轰炸西门子工厂的时候，在拉贝看见有许多中国人遭殃的时候，他马上拿出了德国国旗，并让所有人都躲在旗子下面，免遭一难。因为日本与德国是盟友，日军看见德国国旗，便不会再攻击。就这样，拉贝第一次拯救了南京的子民们。而后，杀戮却越来越多，西门子总公司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决定骗拉贝回国并关掉南京分厂。知道实情后的拉贝十分难过，在回国与留下来帮助南京人民两个抉择中苦苦挣扎。在同意做安全区组委会主席后，拉贝决定留下来，但是他不愿意妻子朵拉卷入这场战争，于是骗妻子上船回国。
“你不陪我回去了吗?那你小心点。”简单的一句话，却让我湿了眼眶，他们夫妻情深，却不得不被残酷的现实分开。然而，更残酷的却在后头，日军炸了朵拉所在的船，拉贝看着在海面上燃烧着的船，大声呼喊着，却没有任何回应，他的世界塌陷了……
拉贝仍然坚持着，因为他还要帮助安全区内的中国人民，他工作、奋斗、计划，尽他的全力做他能做的事，甚至在安全区物资短缺时，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
拉贝，让我很感动，一个德国人，一个中国民族的英雄!我为他保护文明国家的子民而感动落泪;我为他的坚强与痴心而感动落泪。他亲眼目睹了日本人对中国人的种种残暴行为;他保护中国人，尽管日德是盟友，但这并不影响他对中国人的爱。
因为他心中有爱，所以盼来了妻子朵拉重回他的怀抱、盼来了战斗的胜利、盼来了中国人民的笑脸。他深深赢得了中国人民对他的信任与感激。
爱，不分多少、大小，只要你肯付出;爱，不分国界，只要心中有爱!
在中国，被称为“中国近代史”的这段大约七十年的历史，与其他时段的历史颇不相同。虽名曰史，其实被加载了太多太重的意识形态负荷。它被建构成一段中国遭到列强欺负的屈辱史，同时又是一段延绵不绝的革命史。
这种“列强欺负中国人—中国人奋起革命”的叙事逻辑，是中国公众从小开始受教育就习惯了的，许多人都深信不疑。在此基础上，对于许多由这种叙述逻辑衍生出来的陈述，也都深信不疑。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渐渐有学者发现，即使自己在感情上仍然愿意相信这样的叙事，但是越来越多的史料，却似乎与自己原先接受的一些论断越来越有出入了。这自然会让人产生“重说”这段历史的冲动。
张鸣教授的《重说中国近代史》就是将这种冲动付诸实施的成果之一。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当然并没有打算颠覆“列强欺负中国人—中国人奋起革命”的基本框架，但是他颠覆了许多由这种叙事逻辑派生出来的论断。
在书的开篇，他一上来就对读者说，中国人在晚清七十年这段历史上，有极要不得的“三妇”心态，必须立即摆脱。
第一曰“怨妇心态”：“凡事以哭闹为主，就是觉得你们总欺负我们，你们从头到尾都欺负我们，我们冤得要死，我们苦大仇深，比窦娥还冤。”这种怨妇心态，或者说怨妇情结，使得我们直到今天还可能无法以一个健康的心态面对西方列强。
第二曰“泼妇心态” ：“凡事讲打，打不过我挠。把整个近代史写成仅仅是反抗的历史，这个反抗的过程虽然可歌可泣，但毕竟没打过什么胜仗。
”张鸣认为有些关于中国人反抗胜利的神话（比如所谓的“三元里抗英大捷”）就是在这种心态下催生出来的。
第三曰“**心态”：“它跟前面两种心态正相反，在它看来，殖民历史也是好历史，不殖民我们怎么进步？但被殖民的过程实际上是耻辱的，无论在哪个国家。
尤其是这个国家的精英。如果这些精英受到本民族悠久文化传统的影响，他们会感到更加悲哀。但是**心态把这一层抹掉了——就觉得殖民是好事，能看到它给被殖**家带来文明，却看不到殖民本身的掠夺和奴役。
”在一个脚注中，张鸣甚至将这种心态和心理学上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联系起来——受害人对施害者产生了依恋和感情的**心理。
“三妇”心态实际是国人对待近代史比较常见的心态。除去 “三妇”心态，张鸣以可靠的历史文献记载和正确的思维逻辑为基，通过“三常”——常识、常理、常情来重新解读历史。这“三常”本应是每个人都具有并遵循的，只是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经常会扭曲人们的“三常”，得出一些荒谬的论断。
例如，我们以往教科书上解释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时，标准的说法是“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成熟”，但这时“常识”引导张鸣问道：“中国当时有谁是资产阶级，康有为和梁启超吗？”他认为当时参与变法的人中，谁都不是资产阶级，也都跟资产阶级没什么瓜葛，当时的资产阶级没有任何声音。
又如，对于鸦片战争的失败，张鸣说我们以前编造了两个神话，一个说洋人怕忠臣林则徐，而奸臣们导致了战争的失败；另一个说中国人民勇敢地抵抗了英**队。张鸣说，这两个都不是事实。实际上洋人并不怕林则徐；英**队的军纪比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好。中国人民愿意与英军进行**，并向英军提供物资。
所以当时到前线的中国**都非常恐慌，感觉遍地都是汉奸，而这实际上是因为清朝军队长期腐败军纪废弛造成的。在这里，张鸣所依据的，除了有关的史料记载，还有“常情 ”——他认为中国普通民众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实际上要到进入20世纪之后，等到日本全面侵华，并在中国共产党的有力宣传之后，才开始建立起来；此外，民族意识并不完全等同于爱国主义。
再如，在八国联军入侵和义和团之乱的关系问题上，张鸣对义和团颇多揭露和批评，他说：“我们不是要挑边站，批评义和团，决不意味着就支持八国联军。但是八国联军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有必要放下民族主义情绪，先看问题。”义和团攻击使馆区，是完全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列强出兵，也不是毫无理由的。所以如果不说是义和团造成了八国集团联盟，至少义和团也为八国集团联盟的入侵提供了借口和理由。
更何况义和团本身充满了愚昧和欺诈，在我们以前编造的关于义和团的种种迷雾和神话消解之后，确实很难让人再对义和团产生同情。在这里，张鸣叙述时所依据的，也只需“三常”就够了。
张鸣以“三常”论史，也并非只是一味纠错，有时还有颇具创意的见解。
其中，最突出的是关于1898年的改革。以往我们习惯的论断，是认为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镇压了这场改革，而张鸣却认为，推动变法的改革派如果肯找慈禧出来领衔变法，慈禧是会愿意的，这样变法就很可能成功。“要说解决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光绪靠边站，让西太后出来主持变”。
他认为慈禧不仅不是顽固派，相反，“依据后来新政的经验，也就只有她才能把改革推向前进”。这一观点，对于讨论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确实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解释。
当代中国民众所习惯的慈禧形象，已经被塑造成百分之百的负面形象，而张鸣对慈禧相当宽容，甚至不无体恤之处。因为对于洋务运动，慈禧是支持的，后来清廷的“新政”也是她主持推行的，所以张鸣问道：“西太后怎么可能是顽固派呢？
”他甚至还为慈禧的玩弄权术找到了合乎常情的解释：“西太后不到三十岁就守寡了，她生活中的所有乐趣都是玩政治，她把她的生理需求全都升华到这儿来了。”
在当代中国公众眼中，另一个100%负面的人物袁世凯也得到了张鸣的同情甚至赞扬。他认为在称帝之前，袁世凯是中国最有能力、也最有可能带领中国走向富强的人选，所以日本人用“二十一条”来打击他，这个阴谋是得逞了的。张鸣说，签署了“二十一条”之后，袁世凯声泪俱下，“我们不能说袁**就是不爱国，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对他来说可能比一般的老百姓所想的更为息息相关。
”至于袁世凯的帝制自为，张鸣当然也同意这是一个错误，一个倒退，但是他更惋惜的是，袁世凯一死，中国**上突然间群龙无首，遂开启军阀割据的局面，使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遥遥路途上至少停滞了十几年。
研读历史，符合史料是最基本的标准，缜密的思维逻辑为辅，合乎 “三常”最重要。有人不禁发问：区区“三常”，为何能居于史料和逻辑之上呢？
因为极而言之，史料和逻辑其实可以包括在“常识”之内。但是我们论述历史，由于史料永远是不完备的，人的思想观念、学术素养等等因素又是永远在起作用的，所以不可能存在完全“客观”的历史。换句话说，在已有的史料基础和逻辑方法之外，我们永远需要依赖“常情”、“ 常理”来进行推测、假想、解释等等，我们永远需要依赖“三常”来帮助我们完成对历史的叙述。
由此看来，即便张鸣的论述推翻了中国公众以往习惯的论断，但这种重新解读中国近代史的思维方式，有利于我们重新理解中国近代史。